龙源期刊网穆广菊总编专访张隆溪教授

作者:穆广菊   2012-9-10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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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广菊:张教授好。

  张隆溪:你好。

  穆广菊:张教授此次大陆之行,是作为长江学者应邀而来。据悉,“长江学者”是中国教育部和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合作的一个项目。目前在国内已有202位受聘的长江学者。我了解到在这202人里,人文学者仅有32人,张教授作为这为数不多的32位人文学者中的一位,是十分荣誉的。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作为长江学者来中国,主要在哪些学校开讲座?

  张隆溪:长江学者有两种:一种是长江学者。一年里要有十个月在国内大学教书。我不可能十个月都在国内;另一种叫长江讲座教授,每年至少三个月(特殊情况可以是两个月)在国内大学教书。这个我可以。香港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离开香港就算放假,也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两三个月还是可以的。

  这次我先到北京来。目前学生快放假了,所以我还没有上课,只是做了一些演讲。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三次演讲。除外,北京很多大学和研究所也请我去演讲,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等。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密,上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甚至连晚上的时间也利用上了。

  穆广菊:你在这些大学所做的演讲内容是什么呢?

  张隆溪:我的兴趣比较广泛,研究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虽然演讲很多,但内容都不会重复。内容主要涉及到国外的汉学研究、东西方的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研究,还有国学等。

  例如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演讲了三四次,都是不同的内容。第一次讲美国汉语研究方面的一些新动向,第二次讲比较文学和东西方跨文化的研究,第三次讲我本人写的两本英文书,一本叫《道与逻各斯》,另一本是比较新的一本,叫《讽喻解释》。这个礼拜四在北外讲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里面论老子的部分。在北外的演讲除了两次是英语讲座外,其它都是中文讲座,在人民大学的演讲,我主要讲钱钟书先生的中学和西学。以前在北京,我跟钱钟书先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穆广菊:张教授确实学贯中西。

  张隆溪:过奖。

  穆广菊:你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有将近16年的读书和执教生涯。国内最高的学府、例如你原来教过书的北大,都应该愿意你回来执教,而你选择了香港城市大学,我想一定有你的思考。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叫张信刚。在校长中,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不容易遇到的人。他虽是生物工程理工方面出身,从小对人文非常有兴趣,人文修养非常好,对中国历史、国外历史都有非常广泛的理解。他曾担任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是这个机构重要的负责人物,曾受访于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是他把我聘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到香港后,我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认为,他非常有希望把人文方面做好。

  我认为在香港工作,有以下的便利之处:

  1、香港经济发达,有很好的法制。香港1997年回归后,在“一国两制”下,制度跟中国本身有一些不同,这十年香港经济上的发展非常好。不久前《时代》杂志的编辑特别采访我,《时代》那篇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引用我说的一句话。十年前,《时代》下属的《财富》杂志曾预言香港要死亡。但现在十年过去了,证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香港经济跟整个中国经济的向上发展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在经济上很多方面跟中国大陆本土的关系越来越深,香港的发展超过了人们的预想。

  2、在学术自由方面,在社会稳定方面,很多方面可能比内地更开放一些,制度更透明一些。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术自由是第一。如果学术上受干扰的话,我不可能在那里工作。

  穆广菊:就是说,香港城市大学这个平台既有中国主流文化的土壤,又有西方社会的自由性。

  张隆溪:这是我到香港一个重要的原因。香港有很多传统的中国习俗,同时又非常国际化,是一个中西交汇的地方,非常有利于我做跨文化的研究。在国外做东西方的研究也好,做汉学也好,都不如在香港好。例如,在美国大学教书,很难跟当地的编辑、文化人认识或交往,在香港就能认识很多主要的编辑、文化人,学术圈外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穆广菊:等于回到主流文化圈子里。香港的国际性,是北京不可比拟的。

  张隆溪:对。我到香港并不影响我的学术,我的学术圈子还是在美国、在北美。加拿大多伦多我经常去,美国也经常去。我的学术圈子、我的朋友以及出版的书都在美国和加拿大,近两年我出版了两本书,2005年出了一本《讽喻解释》,2007年出了一本《异工同曲》。同时,我跟欧洲的关系也逐渐密切,到香港之后,我到欧洲的机会比在美国时还要多。

  穆广菊:我们是20多年前就认识的老朋友,中间由于我们也是在国际之间走动,不太稳定,所以中断了一些联系,20年后再见你,有相见如初的感觉。前几年在听说你到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后,我们曾想,你以后会不会回到北大教书?香港城市大学是否只是一个过渡?现在我明白了,选择香港城市大学这个平台,对你的学术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以及国际交往,都更有帮助。

  张隆溪:比较于内地,香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跟台湾的学界可以保持非常深的关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下面有一个指导委员会,委员都是研究院的院士,好多都是台大的校友,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这让我很高兴。他们都知道我是从大陆来,委员中我是惟一跟台湾没有关系,是大陆出身的。我经常去台大演讲、开会。除了台大,我还去过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等学校,台湾学界很多重要的人我都认识。

  所以说,在香港,海峡两岸的交流非常方便,我到台湾去方便,到大陆也方便。

  穆广菊:对,要是在国内这就是比较难办的事情,尤其是与台湾方面的学术交流。看来香港对你来说真是左右逢源啊(笑)。

  好,换个话题。 张教授,现在国内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可能你也了解,就是于丹现象。在你中西方文学比较的研究范围,其中也包含很重要的国学内容。你是怎么看待目前所谓的国学热?或者说于丹现象?

  张隆溪::西方学界、西方社会,他们对过去的历史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比如对19世纪的殖民主义。此外,他们对东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兴趣:一方面,他们希望认识东方的文化;另一方面,20多年来,中国经济起飞,在国际政治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学热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在这个时机下,国学研究一方面,国外确实有了解的兴趣,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也希望自己的文化强大,能够介绍到国外。所以,目前在很多国家花很多钱成立孔子学院,这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成立孔子学院只是最近的事情,国学热其实早就有。例如北大的书院,人大的国学院。后者的经费非常充足,发展非常快。

  我觉得国学,包括年轻人,包括一般的人都有兴趣,都想回到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去看看自己有些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易中天、于丹就出现了,用电视传媒等各种方式介绍中国的文化。总的来说,这是很好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当然,从学术方面来讲,于丹、易中天所讲的,比较普及性,比较浅,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学术。但是,这些适合于大众。我觉得学术研究和普及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都应该去做。

  中国最好的学者应该做很好的研究,国内国外都有很好的学者,国学热作为一个大众现象,是一种普及的事情。以前国学不是没有人关注,有很多的研究,但这种研究都是在学院里面,一般的人对国学不太感兴趣。但是国学热之所以成为热,是一般人对这个有兴趣。但这不是一种直接学术的传播,因为学术传播有时候会讲得很深,一般人可能不懂;即使有兴趣的人,也会觉得深,听不懂,因而没兴趣了。在这种情况下,于丹大概会讲故事,然后把《论语》里一句话拿来发挥,讲讲跟大家现实生活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这不是学术研究,但我并不反对。

  穆广菊:我觉得你解释的角度非常好。你说国学热首先是一件好事,反映出民众对文化、对经典东西的关注,有人出来做普及,把心得说与大家听,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再回归;但同时你还说,一定还要有学术方面高端的东西。

  张隆溪:对。这得有一个阶段性。任何一种现象成为一股热潮的时候,成为一种大众现象的时候,必然不可能很深,总是比较浅的。因为一般人不可能真正有精力去了解中国古典精华的东西。不过,我希望在这个普及之后,能逐渐深入,对国学的经典有更多的了解。

  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学术性很强,但是他们能用一种非常普及的形式写书,使之成为很畅销的书。例如,我所认识的几个北大的教授,李宁和唐晓峰。唐晓峰研究的是文化地理,他把地理学的知识跟中国文化的知识结合起来,写了一本关于文化地理随笔,这本书卖得非常好。这样的书,我觉得比于丹的层次要高很多。

  穆广菊:是的,于丹现象的形成,电视传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超女”现象也是如此。

  张隆溪:的确这个跟传媒的炒作还是有些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不是坏事情,既然大家对中国经典有兴趣,比完全没有兴趣或者不让去读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比如要提倡小孩子读经,要从思想自由的角度出发。我主张思想自由,我想只要愿意都可以,不必只读《论语》,最好对什么样的经典都有兴趣。我觉得读经典是好事情,不光是儒家的经典,中国还有道家的经典、佛家的经典,西方还有《圣经》,都应该去读。

  穆广菊:对,应该引导广泛地涉猎,这对人们了解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有好处。刚才你提及孔子学院,目前我国要在全世界建设100家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常年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学者,现在回到主流文化的圈子来,你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办孔子学院有什么看法?

  张隆溪:中国政府出钱办孔子学院,这样性质的事情并不是第一件。这之前,类似的事情别的国家也做过。例如日本的文化协会、韩国的文化协会、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等,都做过类似的事。我在加州大学就曾经申请过蒋经国基金会的钱,雇一个教历史的教授。前三年都是基金会的钱。类似的事蒋经国基金会做过很多,美国很多大学也做过很多。

  我想,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强盛以后,都非常希望向世界传播。中国有非常丰富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当然有很多变化,但是基本上还是存在着一个文化传统,这个跟其它的古代文化不一样。我们讲古文明,都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现在都没有了。当然国家还在,但他们现在的文化和以前的文化是断开的。而中国文化从先秦至今,我们现在还可以去读先秦诸子的原文。这个文化虽然断断续续,有很大变化,现在还有许多西方的成分,但它是一个绵延的传统。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现在国力强盛,有财力推广这个。就像日本在世界各地推广日本文化,韩国在世界各地推广韩国文化,中国做这个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穆广菊:在国力具备的时候,这样做是文化的一种扩张,或者说是文化的一种渗透,渗透到其他国家里边去。

  张隆溪:对。我在瑞典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罗多比,他现在是瑞典孔子学院瑞典方面的负责人,很好的汉学家。他对孔子学院的开办,非常高兴,因为他非常希望发展汉学研究。

  当然,因为是官方办的,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有的学者对此会抱着一种怀疑态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去做,由哪些人去做的问题。如果做得好,确实可以推动中国文化、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发展。

  穆广菊:是啊。80年代日本在中国开办大平学校,培养教日语的老师,学完后还把他们送到日本再进修半年,这样很多人由于对日本文化进一步的了解,而改变对日本的一些看法。90年代我在加拿大也看到,日本和台湾政府都向社会捐赠好多书,比如中小学生的教材,装帧印刷都很漂亮。我当时很感慨,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这样做啊。现在咱们国家有钱了,国家的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搞这种文化的扩张、渗透。不过我要请教你为什么要用孔子学院这样一个特定的名称去做,而不是用其他的名字呢?

  张隆溪:一般情况下,讲到中国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你的疑问很好。中国文化不光是儒教,中国除了孔子,还有老子、庄子,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家,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不光是儒家文化或《四书五经》。我本人对孔子学院并不是很了解,还没有真正看过孔子学院是怎么样的。七月份,我将去瑞典,会见罗多比,我会跟他谈,对于孔子学院,我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目前在没有具体了解的情况下,我想可以这样去理解,孔子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谁都知道孔子是中国的,孔子学院很容易使人想到代表中国。

  穆广菊:尽管显得偏学术一些。

  张隆溪:对。中国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讲的诗、书、画、陶瓷这些东西,很多受道家或佛家的影响。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融合产生一种审美的东西,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道家、没有佛家,可能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就没有那么丰富。

  穆广菊:好像这也和前几年西方的孔子热有关系。由于孔子热,使得孔子更加为外国人知晓。用这样的名字命名,让外国人一下就知道这是个中国文化的学院。

  张隆溪:对,我想是这样。在某种意义上,看到麦当劳,会让人想到美国。但美国文化决不是以麦当劳为代表吧(笑)。

  穆广菊:说的对。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比较专业了。你是搞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你是怎么看待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界的学术进展?对它的现状和走向你可以做一个评论吗?

  张隆溪:我认为,中国比较文学还处于起始的阶段,历史并不长。中国大陆最先创办比较文化研究会的是北京大学。创办初,有5个人。最先提出这个想法的是季羡林先生。季羡林、李富林担任系主任,梁周汉是我的导师,此外,还有岳黛云和我。就我们5个人。当时我们都希望聘请钱钟书先生做我们的顾问。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很有个性,都怕碰钉子,让我先去试探钱先生的口气。我给钱先生写信,希望他做这个事情。钱先生给我回信说,他一切协会都是谢绝挂名的,惟一的例外是中国古典文明史。为了他和我的私交,他会破第二次例。就这样,钱钟书先生担任我们北大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会的顾问了,当然这个顾问是挂名而已。

  在北大那段时间,我编过两本关于比较文学的书,一本叫《比较文学译文集》,翻译国外比较文学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内容;另一本叫《比较文学论文集》,是中国学者例如钱钟书,王元化的一些论文。编完这两本书后,我就去美国了。后来,比较文学发展得非常快。

  穆广菊:你做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先是把国外的介绍进来,然后又把国内的介绍给大家。相关媒体在介绍你的著作时,这两本书好像没有被提到。

  张隆溪:这是因为我不愿意提,因为这不是我本人写的,只是编的。我最早在国内,编的就是这两本书,而且我也写了序言。第一本书是介绍国外比较文学的基本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介绍它;另一本是总结一下我们已有的成就,那是一些老前辈们写的文章,他们写文章不见得是有意识在做比较文学,可内容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比如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他里面有一部分比较文学,对《文心雕龙》的内容和歌德一些关于文学的想法,做了一些比较,这个当然是比较文学。但该书是讲《文心雕龙》的,我把它抽取出来,放到论文集里。

  在离开北大前,我在《读书》上连续每个月都写一篇文章,介绍西方文学的批评理论。很多人最先都是从这些文章里知道了什么叫比较文学,什么叫西方文学、文学批评理论。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批评理论基本上是比较呆板、死板、正统的那一套。1983年,我离开北大到美国后,用中文写比较文学就少了。

  穆广菊:原来如此。

  张隆溪:主要是把西方的文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来在1986年,三联书店把它做成了一本小书。

  穆广菊:你还记得那本小书的名字吗?

  张隆溪:叫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这本书是我自己写的。

  穆广菊:听说你还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搞的一个项目?

  张隆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一本《百科全书》,里面有一个条目叫比较文学。在全世界他们邀请5个学者来写这个条目,我写的是第一个部分。在那部分里,我讲了比较文学最基本的观念及它的历史。它的历史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洲。目前它在西方基本上到了一个比较有危机的阶段,大家都认为前人传统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现在该怎么做,又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提出东西方比较这个问题,要大家考虑。

  我觉得在国内,比较文学发展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懂多种语言。作为一个比较文学或者比较文化的学者,仅仅能讲几句外文,或者能看懂几行外文,这是远远不够的。此外,对本国的文化传统,还要有非常深的了解。不是说我能读英文,也能读中文,然后把中文、英文两篇文章拿来一比较,这就是比较文学。这是对比较文学非常大的一个误解,比较文学不是这样的文学。

  比较文学它为什么要比?它的基础在哪里?这要上升到一个理论的层次,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换句话说,做东西方比较文学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是中国人,你就懂中文,然后你学了几句英文,你就可以做比较文学。我觉得那是非常肤浅的。所以,能够做比较文学的,能够做好比较文学的,是非常少的。钱钟书先生,就是这方面非常棒的例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同时对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及西方的传统都有很深入的了解。这样,他所做的比较文学,就非常地好。

  穆广菊:那才是真正的信手拈来,是不是?

  张隆溪:对。目前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当然,这不是说没有人做的很好,也有人做得非常好。与我来往比较多的北大的孟达先生,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别人。但是我觉得国内目前跨文化研究做得并不是很好。

  穆广菊:这个学科对研究者自身的条件要求很高,它必须对多国文化,特别是你所研究的这个语言国的文化,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张隆溪: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需要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国内的比较学研究,很多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我是这样看的。

  其实国内的学术研究,我觉得做得最好的方面还是对自己文化的研究,例如在历史、考古、文学这些方面,中国都有非常优秀的学者。

  穆广菊:你所接触的西方比较文化界的学者们,他们是不是也持有你刚才讲的一些观点?

  张隆溪: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最好的学者和最好的成果都还是限于西方范围之内的。换句话说,在国外比较文学方面,做得最好的,都没有讨论过中国的文学,还只是讨论西方自己的传统文学,不过它是包括了西方所有的文学。

  穆广菊:囿于语言条件的限制吧?

  张隆溪:汉学家当然是懂中文的很多,但是他们大概都没有精力和兴趣去了解东西方的不同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很多学英语的人,对古文不是很懂;很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大概不懂外文。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

  穆广菊:自身条件的局限。

  张隆溪:对,所以两方面要做好,是不容易的。

  穆广菊: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关于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或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还是有待于发展的,因为它们的起步受到各种自身条件的局限,而不能深入地进行。

  张隆溪:对。

  穆广菊:今后的中国类似于张教授你这样,有长期的海外生活经验(执教经验和学术研究经验),又懂多种语言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会不会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期待?

  张隆溪:我对这点是很乐观的。现在年轻人的条件,比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们上一代要好得太多了。我虽然后来去哈佛念书,在美国教书,可是在我一直到北京大学做研究生之前,即1978年之前,还没有见过一个外国人,没有跟外国人讲过一句英文,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当时的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的学习条件太好了。在香港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再穷的人,他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初好过100倍还不止。

  穆广菊:关键在于个人努力与否。

  张隆溪:香港英文用得很广泛,香港英文的报纸、电视、电影,多得是。我那时候哪有啊,什么都没有。

  穆广菊:包括当时的外语院校很多都没有外国人,都是中国人自己在教。现在外国人都已经进入中国各行各业了。

  张隆溪:现在连小学、幼儿园都配有外国老师。

  穆广菊:现在年轻人英文好的也很多。

  张隆溪:所以我对将来是乐观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注意的是对古文的修养。在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中文底子打好,然后再到国外去学,深入了解西方的文化,这样才能产生比较好的学者。也许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会再出现一些如吴宓、钱钟书这样的大师。

  穆广菊:你这样说令人振奋。现在由于国学热,许多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古文素养,孩子从小就读经典的很多,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了。从现在做起,将来或许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还会产生呢。

  另外,我知道你的著作有用中文写的,也有用英文写的,其中用英文写的比较多一些。下一步,你的写作计划会不会以中文为主?

  张隆溪:说实话,我的写作用中文与用英文没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确实希望用中文多写一点书,因为到了香港后,最近这几年,我在国内的来往比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我刚回来的时候,很多老朋友都说,好像从1983年到现在,怎么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呢?我在美国确实很少回来。从1983年出国,1993年我才回来一次,在北大开完5天会,又回美国了。一直到1998年我到香港以后,才经常回到国内来。很多朋友都说我在80年代初非常有影响,比如沈昌文先生,他是《读书》的老总,他说他想到的《读书》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后来我就没有写了。很多朋友都劝我多用中文写,因为中文的读者的量是非常大的。

  但同时,我觉得英文的著作也很重要。有两个原因:1、用英文写作并且能够写得非常好,在国际学术界能够有影响的国人还很少;2、对于英文写作,我对自己有信心。两年前,我给英国一家杂志投了用英文写的一篇稿子。那个杂志的编辑给我回的E—mail很有趣,他说,我看你的名字不像是持本族语言的人,但是看你写的文章却比持本族语言的人写得都好。我很高兴。

  穆广菊: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

  张隆溪: 我觉得用英文写作,在西方学术界能够有我们的声音,是很重要的。在我三本用英文写作的书里,我对西方一些主流的文学家有一些批评,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有些误解。

  穆广菊:有能力在国际交流中纠正西方学者的一些偏见,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

  张隆溪:北大的张之言教授很早前就告诉我,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在美国留下来,多写一些英文文章。因为他看过我写的英文文章,他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应该那样去做。但是话又说回来,我非常希望能多写一些中文的东西,因为确实国内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国内中文的环境下,用中文写作还是很重要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了我的一本书,书名叫《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就我本人而言,我不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再自己翻译成中文,感觉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写新的东西呢。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有的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对国外有意义,对国内也有意义,所以,在《中西文化研究十论》这本书里,好几篇文章我都是用中文写的。我现在希望能够中英文都同时写,或许可能会更多用中文写。

  穆广菊:国内学界也迫切需要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视角。你接触的国际交流比较多,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平台上,学术的新进展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张隆溪:我也觉得这个确实非常有意义。韩国延边大学的一位教授,最先翻译我那本《道与逻各斯》。那本书英文版是1992年出版的,韩文版是1997年出版的,中文版是1998年出版的。韩文版比中文版还早一年。

  穆广菊:这本书去年国内又再版了吧?

  张隆溪:对,原来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在江苏教育出版社重新印了。我到韩国去,那位教授跟我谈了很多,很有意思。他采访了我,后来他又给我寄了很多的问题来。我用英文写,然后他翻译成韩文。韩文我是不懂的,完全看不懂。韩国学者有一个很强的想法,觉得现在应该是东方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理论和概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不太赞成还没有做出来,就说我们要如何如何,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比如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很多人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比较文学,就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建立中国学派这我当然不反对,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建立学派的动作是去做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往往一个学派都是历史家后来总结的,没有说写东西的人已经明确了自己是个什么学派。

  穆广菊:它是自动形成的,而不是什么人可以自诩造就的。

  张隆溪:哪怕你要刻意,也不是说你喊口号,我要成立学派,就可以生成的。你要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别人认可你,然后才可能成立一种学派。这个很重要。

  穆广菊:我读过你《道与逻各斯》这本书,很有份量。请问你花了多长的时间完成的这本书?

  张隆溪:写作这本书,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在哈佛做论文时,我写了一些关于东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文章,在美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后来,我根据这些文章的思路,写成了《道与逻各斯》这本书。写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它的沉淀过程很长,其实有很多想法我在国内时就已经有了。2005年我出的另一本书也花了较长的时间。

  穆广菊:是那本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的书吗?

  张隆溪:不是,是我的英文书,翻译成中文叫做《讽喻解释》,(该书的英文名)的意思就是一个作品,它的文字是这样,可它的意思是另一个意思。基本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把一个作品说成它字面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比如说《圣经》,除了按照字面去理解,它还有一种精神的意义。儒家的经典有很多也是,除了它字面的解释,它还有另外更高深的含义。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本书就是讲这个内容。比较的内容中讲了《圣经》的解释,尤其是犹太人到当代基督教人的解释。然后讨论中国的儒家经典,不同时代对《诗经》的讨论。这就是此书的基本内容。当然还涉及到一些政治和道德伦理的问题。这是我比较重要、有份量的一本书,200多页。从2005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有好几篇关于该书的书评,都写得非常好。

  穆广菊:这本书是全英文的?

  张隆溪:对,全英文。

  穆广菊:有翻译成中文吗?

  张隆溪:还没有。江西出版社很想把这本书找人翻译成中文,但是比较难,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也许由我自己来改写是最理想的,但是现在还抽不出这个时间来。

  穆广菊:它翻译成中文后,应该有更多的学者从中受益。

  张隆溪:对,例如,我对犹太人经典文学的解释。(英文人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自己是专门研究犹太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他说,我是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圣经》的人来看这本书,它里面涉及到《圣经》的部分,可以达到我这个水平,就是专业的水平。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写这本书。从1991年动笔,直到2005年才出版。因为其间我在斯坦福还出了一本书,耽误了一些时间。

  穆广菊:这本书可不可以理解成这10年里,你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一些思考心得的一个积聚?

  张隆溪:是的,它确实是我这10年来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应该很有意思,不过真的比较难。

  穆广菊:能否介绍一下你在2001年出的那本叫《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的书吗?

  张隆溪:这是2001年我在香港写的一本集子。香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陈关雄是我的老朋友,1982年我在香港就认识他了。他是非常有思想和主见的一个人。他说,你在国内以前写过很多东西,可是你出去以后就没有中文的东西了;他说,你到香港来,应该让香港读者认识一下你。所以,他就让我把我写过的中文结成一本集子。《走出文化的封闭圈》这本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本书内容比较杂,基本上有两部分:一部分讲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包括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解和批评;另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我所尊重的两位前辈学者,一位是朱光潜先生,还有一位是钱钟书先生。其中,还谈及了杨绛先生。其中一章是关于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篇文章我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很长。杨绛先生看后非常高兴,她说你写得很好。

  穆广菊:张教授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了钱钟书先生。

  张隆溪:是。

  穆广菊: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我也读过,十分敬仰。你多次提及他,作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大师级学者,你是不是将钱先生奉为楷模?

  张隆溪:他应该是我的老师。我在加州大学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书,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中文版,叫《同工异曲》,是我献给钱先生的。在北大读书时,钱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带我,但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非常熟了以后,他也承认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我说这个是有书面根据的。我离开北京到哈佛念书,临走前,钱先生送我一套《全唐诗外编》。他说,《全唐诗》你大概看过,《全唐诗外编》你有可能不知道吧。我说我当然不知道了。于是,他就送给我这套书。书的扉页上,他亲笔题了字。其中有这样的一句:“相识虽晚,启余非一”。“相识虽晚”是说,我们见面非常晚,因为当时钱先生已经70多岁了,我到北京来读研究生才跟他见面,我们当时的交往也就是几年时间。“启余非一”是一个典故,《论语》里面有一段话。孔子和子夏在讨论诗的问题,子夏问孔子一句诗该怎么解释,孔子说了,子夏对老师的解释不太满意,就自己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孔子说了一句话:“启余者,商也”。即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商(即子夏)。所以,在这里,钱先生所说的“启余非一”,意思是说,我不止一次启发了他。这当然是钱先生自谦的说法,我怎么会启发他呢?重要的是,他把我跟他的关系比喻成孔子和他学生的关系。换句话说,他觉得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两个月前,我在加拿大出版了一本叫《同工异曲》的书,就是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的讲座内容的结集。书出来以后,我送给杨绛先生一本。我打电话给杨先生,她说你的书我看不懂。我说您怎么会看不懂?您太谦虚了。她说,不过作为你的师母,我是要看的。听了这个我很高兴,杨先生也承认她是我的师母啊。

  我跟钱先生当时见面非常多、非常密切。即使不见面,也经常写信。我在北京,他也经常写信给我。后来我到美国,他也写了很多的信给我。现在我手上有50多封钱钟书给我的亲笔信。

  穆广菊:这可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来如能公开发表,对中国比较学界也会有指导意义。

  张隆溪:是。

  穆广菊:听说你在香港《明报》上曾经开过专栏是吗?请你介绍一下。

  张隆溪:香港的《明报》是有请我写专栏。我对专栏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香港的专栏有些写得好,大部分写得不太好,字数非常短,一般不超过六百字。当时我正在做另外的研究,一开始不太愿意写。后来,因为我们学院另外一个教授答应写了,我也被硬拉上了。

  当我答应写这个专栏后,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不写漫无目的的文章,不能随便写,我的专栏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我的写法一定还是中西比较的,而且我是把它当成书来写的。所以专栏的每篇文章,虽然是单独的,其实串起来有一个大主题。从最简单的语文、语言、文学开始谈,然后谈到哲学、美学的问题。每篇都是这样,虽然只是六百字。六百字一开始很难写,因为要在六百字之内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是不太容易的,后来就写的很顺手了。

  穆广菊:整个贯穿起来有一条主线。

  张隆溪:对。整个贯穿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修养问题。《明报》在香港发行量比较大,影响很大。

  穆广菊:是吗。和《星岛日报》相比,《明报》的文化气息更浓一些,《星岛日报》或许更商业一些。

  张隆溪:是这样的。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普及的文章来写,而不是从学术文章的立场出发,也没有什么角度。

  穆广菊:这些文章还没有结集出版吧?

  张隆溪:还没有。要结集出版,篇幅还要再加一些 。太忙了,再没有时间写。但实际上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再写下去。可以写得比较带有通俗性和趣味性。

  穆广菊:其实,类似于你这种颇具匠心的专栏写作方式,如果媒体精心包装一下的话,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相当于“于丹现象”的“隆溪现象”哦(笑)。

  张隆溪:呵呵,谢谢。

  穆广菊: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龙源作为一个内容网站,聚集了很多综合性的人文社科方面的大刊名刊,优质的内容很多,名家名作也很多。把作家的文章聚集在一起,在网上推出一个相当于专卖店一样的形式,用电子商务平台付费阅读。我们想请你授权我们将你的作品做一个专卖店。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

  张隆溪:我当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网络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但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是比较落后和保守的。互联网我用得比较少,因为我觉得互联网上的东西一般都比较浅,真正想看的东西,好多是看不到的。对于我来说,还是在图书馆看书比较多。

  穆广菊:对,的确如你所说,现在互联网信息量很大,但要想看到真正有用的东西确实不多。不同的是,龙源聚集的都是优质的内容资源。我们计划对各个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学者的作品进行一个集约授权传播,形成一个知识资源库,通过付费阅读这样的网络平台,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很大。比如你上述提及的你的著作《讽喻解释》这本书,虽然还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网上登载之后,也许有一些英文比较好的学者甚至会参与到和你的对话中,对学术研究将会别开生面呢。

  张隆溪: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在媒体上直接去实验。

  不过,学术的东西有多少人愿意去看,还要付费,我很怀疑。

  穆广菊:龙源的博客就明显有文化人积聚的特点,有工夫的时候你打开,进去看一看。不论是关于政治的观念,还是关于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是咱们能看得进去的,作为文化人感兴趣的。

  张隆溪:网上是什么人都可以上去说一句,这样一来,一方面很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质量没有控制,所以有些人打一炮就跑了,你也不知道什么人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没办法控制,所以网的质量有问题。我觉得你们的做法就比较容易管理。

  穆广菊:许多读者期待阅读有深度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好的学术文章其实真正看的人很多,但是按照传统的学术内容的传播方式,非常有局限性,很多人有想看的书买不到。网络有偿阅读,读者自愿,算下来绝对数量也不少,因为它是面对全世界嘛。学术文章的网络传播也是一个引导健康阅读高质量阅读的新的渠道。

  我们的采访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张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张隆溪: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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